2025-04-14 17:38:00
暮春三月,草长莺飞。“白鹿学人访谈”走进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倾听温州鹿城籍学者陈国权教授，讲述始于“哥德巴赫猜想”的学术之旅。这位在公共管理研究领域耕耘四十载的学者，手持青瓷茶盏，娓娓道来，智慧、儒雅、充满“温情”的乡音，在求是园这个学术殿堂回响。
人物名片
陈国权，温州鹿城人，法学博士，浙江大学二级教授（求是科研岗）、行政管理学与宪法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浙大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温州市、鹿城区决策咨询委员会特约委员、顾问。
《哥德巴赫猜想》激励了一代人
记者：陈教授，您是温籍学者，能否请您讲讲在温州的学习成长经历??
陈国权：我是温州鹿城人，家住鹿城五马街老香山药店附近。我的父亲是温州早期的民营企业家，不到20岁就独立创业办厂，他非常尊重知识、重视教育。我至今仍很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小学老师到我家家访，父亲就对她说希望把我培养成大学生。而当时正值“文革”，盛行“读书无用论”，不少大学都已停课，可以说，是父亲的坚持和远见托举了我。
我的小学、中学时光，共有10年，都在现在的温州市第八中学老校区度过，我有幸遇到了范金德、王虎等名师。这两位老师均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并且回到家乡前都在北京一流中学执教，他们对我影响深远，我非常感恩他们的教诲和引导。
1978年，我已是高二学生，面临文理分班。那一年，著名作家徐迟发表了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对包括我在内的这一代青年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中的陈景润成为青年人勇攀科学高峰的楷模。我尽管文科成绩也不错，但毅然选择读理科班。后来，顺利考入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成为当年浙大在温招录的为数不多的几名应届生之一，开始了浙大求是园48年的工作生活。我的夫人是苏州人，父亲是苏州大学中文系老师，她本可传承家学，但同样受《哥德巴赫猜想》影响，毅然选择了读理科班，考入浙大数学系。
研究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
记者：一篇文章影响了一代青年人的价值判断和目标选择，激励了一代青年人勇攀科学高峰。您当时是标准的理工科出身，后来又为何转向研究社会科学？
陈国权：这正是当代学术发展的重要趋势。我个人的转型轨迹恰好印证了这种学科交融特点，从机械工程学士到法学博士，从工科学生到公共管理学科教授，看似跳跃的轨迹背后，始终贯穿着对复杂系统的求解渴望。就像数学家挑战数论难题，国家治理同样需要破解“权力监督”这样的世界性命题。
记者：能否具体谈谈您转型的契机？上世纪80年代的学科重构对您意味着什么？
陈国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逐步恢复重建。1982年，我从浙大机械专业毕业后，留校担任学生辅导员。1983年，我从机械系调到德育教研室。1984年是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当时，国家在重点高校创设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学士学位班，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治理人才进行前瞻性布局。1984年12月，浙大举行社会科学系成立大会暨首届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学士学位班入学典礼。这个班的不少学员后来都成为各高校和机关单位的骨干。这个经历对我来说是一次重大的人生转折，让我一个工科学生进入了文科领域，系统地学习了人文社科知识。
1992年，浙大兴办行政管理本科专业，这是公共管理学科的前身，我全过程参与这个学科的创办、建设和发展。经过30多年，浙大公共管理学科已跻入A+行列，可谓“筚路蓝缕，极其不易”。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这对您的研究有何启示？
陈国权：这个精妙比喻为我们的研究注入了新维度。我和我的团队以四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为支撑，围绕当代中国政府治理中的现实问题，深入剖析当代中国真实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提出了广义政府与功能性分权理论等原创性学术概念和理论观点，既对中国国家理论体系做了解释，也为进一步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制度提供了探索方案、发展路径。
我觉得自己也在努力逐梦破解“哥德巴赫猜想”。
建设有效有为的责任政府
记者：您的名字“国权”与您的研究领域有着“奇妙的呼应”。温州创造了闻名遐迩的温州模式，作为温籍学者，您如何看家乡正在推进的政务服务增值化等改革？这能否视为对“温州模式”的当代续写？
陈国权：温州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祥地。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温州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率先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在全国人民口碑中，温州经济发达、繁荣，温州模式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成功典型。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以“小商品大市场”创造民营经济奇迹，验证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如今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市，实质是探索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方程式。就像精密机械需要动态平衡系统，现代治理既需保持市场活力，又要发挥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导作用。
听到温州提出以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为牵引，我挺开心的。当前，温州正经历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关键跃迁，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恰是重要支点。这种改革不是简单叠加服务，而是通过制度创新重塑政商关系——将政府职能从“需求满足”升级为“价值创造”，构建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这既传承了“敢为人先”的温州精神，又回应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命题。
近年来，温州不断深化改革，着力建设有效、有为的责任政府，加快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市场三方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有效模式，不断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服务。我相信，温州会不断擦亮“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金字招牌。
好的教育是科学与人文完美融合
记者：理工科专业的学习经历对您的社科研究有什么影响?您怎么看文理交融?
陈国权：这种跨学科背景对我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我认为人文社科研究者同样需要培养科学素养，这不仅指研究工具的选择，更是一种追求严谨论证的思维习惯，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方法来做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是我的学术特色之一，强调逻辑思维、数理逻辑，更加科学、严谨。
另一方面，理工科发展也需要人文底蕴的支撑，缺乏人文关怀的学科发展可能走向片面化，缺乏人文精神的大学容易蜕变成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培训基地。好的大学、好的教育，必然是科学与人文完美融合。
优秀的科学家，必然有人文精神和哲学思想的指引，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与广阔的跨学科视野。这种跨学科素养，恰恰是破解复杂现实问题的关键。
像崇尚财富一样崇尚知识
记者：鹿城是温州的主城区，作为文理交融的社科学者，您认为鹿城应如何更好地吸引人才推进“强城行动”?
陈国权：温州鹿城文化底蕴深厚，人才辈出，我家附近就有一代词宗夏承焘、宋史大家徐规等人文社科大师的温州老宅。温州虽是区域中心城市，但在历史上多个时期频频出圈，吸引了许多名家、大师前来工作、生活。我的老师范金德、王虎等名师，当时为何从北京名校调回温州，就因为温州特有的文化生活吸引他们回到家乡工作。
我大学毕业时曾有机会到北京工作，但我的师母提醒我，生活质量还是温州好、浙江好。我相信，只要我们能提供高品质公共服务，持续提升城市幸福感，温州还是具有引人向往的独特气质和优势。
温州人勤劳务实，崇尚财富，闻名遐迩。我们在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服务的同时，还要进一步营造崇尚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像崇尚财富一样，崇尚知识；像尊重企业家一样，尊重学者。留住人才，并吸引更多的人才来温州，共同推进“强城行动”，使鹿城、温州成为近悦远来的向往之地、全省高质量发展的“第三极”。
温州晚报2025年4月12日第一版
记者王若江 王乐乐
摄影: 王人望 资料照片受访者提供